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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打工者一声叹息:月入4000不敢花(组图)

2017-11-18 14:26

正在开工的与正在招工的

“用工荒”迅速蔓延,不仅珠三角、长三角告急,连一些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用工短缺。与此同时,湖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纷纷出台优惠措施“截留”农民工,使东南沿海地区“用工荒”问题更加突出。

1月15日,在浙江义乌,某箱包工厂生产车间内空空荡荡(上图)。同日,当地招工市场却热闹非凡,很多招聘人员纷纷举着牌子招工(下图)。据了解,由于生产工人短缺,部分企业已不能开工。

打工者一声叹息:月入4000仍不敢花 返乡寻幸福感

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外来务工者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在打工生涯中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对于返城还是回家找工作的问题,他们又是怎样看待的?

近日,早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近几位普通的来沪务工者,他们中既有远离土地的农民,也有为前程奔波的白领。这些昔日“沉默的大多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有着越来越多的打算和选择,对于他们而言,是否回到上海工作谋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生活得更幸福。

新生代农民工

样本

李帅 23岁

河南兰考县人

曾在沪从事建筑工工作。今年春节后,将不再返回上海,而是选择在河南郑州新区的工厂中寻找自己的未来。

工资虽不如上海 但毕竟在家,还能晋升

2月12日,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拉开2011年新春首场人才招聘会大幕,包括郑州宇通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等600余企业招募2万余个工作岗位。来自河南兰考的李帅挤在求职的人群中,希望能找一份工厂的工作。

月薪4000仍担忧未来

往年的这个时候,李帅都会和父亲登上南下的火车,前往长三角务工。

2010年1月,早报记者第一次见到李帅,是在上海世博园浦西园区的工地上,李帅跟随父亲和叔叔一起,在园区里做木工。

“我19岁那年就出门打工了,书读得不好,就早点出来工作。”李帅告诉早报记者,因为年纪轻缺乏社会经验,李帅的父亲李国柱不放心让儿子一个人出外漂泊,就领着他一起在工地里做活。从江苏某隧道工地到上海世博园区,李帅做的都是木工工地浇灌水泥前,用木头做模型框架,为水泥定型。

李帅说,在外出工作的4年里,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我在上海的时候,只要一闲下来,就会和爸爸一起出去逛街,最远的就是去外滩,上海非常繁华。”李帅说。

上海的繁华也反衬着个人的渺小。在建筑工地,木工的工作待遇属中等水平,日薪大约150元。“每个月干满有4000多元,在上海不敢花钱,什么都太贵,就基本的生活开销,其他都得存起来。”李帅告诉早报记者。

尽管4000多元的月收入不算少,但这都是用艰苦的工作换来的。在建筑工地,大部分的工人每天7时起床,工作到19时才能回到宿舍休息,工棚宿舍里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唯一的休闲放松方式就是睡觉和逛街。

最让李帅感到迷惘的是木工的前途和未来。“很多在工地上干活的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一直干到再也干不动为止,我不想我的未来也这样。”李帅说,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份“能看到未来”的工作。“累点苦点也没关系,关键是能有前途和发展的机会。”李帅告诉早报记者。

选“更有前途”的工作

李帅的担忧并非孤例。在上海大部分的工地,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正越来越少。“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1990年代的青年农民工,和父辈一样,他们在拥有农村户籍的同时却远离土地,选择进城务工来维持生计。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概念,其人数约占农民工总数人的60%。

“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确实不愿意到工地上工作。”上海市建工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即便到工地干活,年轻人也更青睐挖掘机驾驶员等技术工种,而非收入低廉、工作劳累的普工。

这类选择得到了大家的理解。李帅的父亲李国柱表示,当初自己外出务工,“什么都不会,只能到工地卖力气”,他不希望儿子也走自己的老路,“毕竟他还年轻”。但年轻的李帅已经感觉到了压力,“我读书实在不够,出来干活也是一直待在工地,学的东西太少了。”12日的招聘会上,很多工厂的招聘信息中都注明,希望招用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熟工,这让李帅感到为难:“感觉自己很没用,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很着急。”

作为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农民工的选择在全国范围内往往具有深远意义。近日,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河南省内仍有800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农民工在省内还是省外打工,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

几经挑选考虑后,李帅相中了富士康和另外一家郑州新区的工厂。“富士康愿意给新员工提供培训,这一点我很满意。”李帅表示,但李帅的想法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同,李帅的父母对这家台资企业印象不好,去年富士康深圳厂区频繁爆出负面消息,他们并不放心让儿子到该工厂工作。

尽管工资远不如在上海从事建筑行业,但李帅仍然选择了郑州新区的这家工厂,因为他觉得很满意,“一来在家乡工作,二来干好了还能继续晋升,有前途”。

憧憬和同龄人一起工作

已经找到工作的李帅正在憧憬未来的生活。因为工厂里大部分是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李帅显得有些开心和激动。“以前都是跟着爸爸和叔叔在工地干活,接触的也都是年纪大的人,没机会和同龄人一起生活。”李帅说。

父亲李国柱也非常开心,他希望儿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同龄的女孩子,谈个朋友,然后成家立业。“以前在工地上,女的本来就少,大部分都是夫妻工,像他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都在工厂里上班。”李国柱告诉早报记者。

李家父子俩在外打工已经4年,当初因兴建房屋欠下的债务也已偿清。因此,担负在李帅肩上的经济压力也小了很多,他希望能借此好好学点东西,将来能出人头地。

“一定要学点本事。我在上海建了世博园才感觉,世界上有那么多高科技的东西,如果自己不努力,就真的要被社会给淘汰了。”李帅对早报记者说。

年轻白领

样本

杨喆 24岁

云南昆明人

就职于上海某证券公司。今年春节后,回到上海,她说:“回来是为了将来回去做储备。”

家乡快速发展让人动心 要谈幸福感还是家里舒服

2月13日,杨喆从昆明飞回上海,一下飞机,杨喆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上海天气太冷了。”这一天,昆明最高气温近20℃,上海不足5℃。

2009年大学毕业后,杨喆来到上海某证券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她坦言自己对上海并不熟悉,此前唯一一次来上海,还是学校组织来参观和学习。

希望可以融入上海

“刚来的时候很不适应,毕竟自己是一个女孩子,离家那么远,什么都得靠自己。” 杨喆告诉早报记者,刚来上海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语言关。“我们公司开会老板和员工都说上海话,我一句都听不明白,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举手发言请大家改说普通话。” 杨喆回忆,当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场面很尴尬。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在沪的外地务工者大约为500万人,占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近三成。作为其中的一员,杨喆一直希望能够融入上海这座城市。“来上海的最初几个月,天天看电视学上海话,还有这边的文化和饮食。”如今,杨喆已能用上海话和别人做简单的交流沟通。

和来到上海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杨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留在这个城市。“当然我也明白其中的难处,比如上海的房价、户口、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既然来了,当然就想拼搏一下。”杨喆说。

对家乡的快速发展动心

计划总赶不上变化,杨喆的梦想也是。今年春节回家,杨喆感触最深的就是昆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10年昆明市GDP达212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18800元和5810元,年均实际增长10.6%和8.5%。家乡快速的变化让杨喆考虑,是否应该回去发展。

“我妈妈天天盼着我回去,说地铁都快修好了,当然还是回家工作好。”杨喆笑着说。在家人的不断劝说下,杨喆确实已开始考虑回家乡发展的可能性。“你要单纯只是说幸福感的话,那肯定还是在家里舒服,压力不是很大,生活节奏也慢,最重要的是亲戚朋友都在身边。”杨喆说。

尽管有了动摇和考虑,但2011年春节刚过,杨喆还是回到了上海,继续在证券公司上班。

“其实我到上海时间不长,工作也刚稳定,人事关系也才开始,现在就离开有点太冒失了。” 杨喆分析道,她希望能够继续在上海工作学习,“毕竟上海是国际金融都市,在这里学到的东西肯定是最多的。”

目前,杨喆正在努力复习专业知识,准备多考几本财务方面的职业证书。“我已经和父母沟通过了,如果上海有好的机遇,我就继续留在上海。如果家乡有好的发展,我就回去。”杨喆告诉早报记者,“但现阶段仍然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学习和深造。”

老一辈农民工

样本

陈金平 55岁

山东枣庄人

曾在沪从事建筑工作。今年春节后,将不再返沪,准备在老家找门卫保安工作。

工地活实在干不动了 回家做保安带孙子感觉挺好

一年前,来自山东枣庄的陈金平还在世博园区做土工,作为建筑工地上最无技术含量的工作,陈金平每天干着最累最脏的活,却只有不足80元的工钱。

55岁的陈金平可谓儿孙满堂。他的第一次婚姻中,前妻给他留下了两个儿子,第二次结婚,同样二婚的妻子带来了一儿一女。此后,陈金平在享受儿女满堂的喜悦时,也体会到了养活家人的巨大压力。

孩子们都已成家就不干了

“不出去工作不行的,家里地本来就少,只能出去卖力气。”陈金平告诉早报记者,自40多岁离开家乡务工后,陈金平在山东、贵州和内蒙古的矿山干活,一干就是10年。之后,由于下矿遇到事故,陈金平的腿被砸断,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后,就再也没有下矿做工。

“后来几个老乡介绍,我就去上海工地做工。”2010年下半年,陈金平还在闵行一个工地干活,“就想干到几个孩子都结婚成家,这样做父母的责任也就尽了。”

2010年底,陈金平的孩子终于都成家了,他肩上的重任一下卸下来,陈金平说自己还有些不习惯。感觉自己使命完成的陈金平和家人商量一番后,决定不再回到上海继续工作。“主要还是太累了,年纪大了,实在干不动了。”陈金平告诉早报记者。

在舆论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时候,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越来越多像陈金平这样的老一辈农民工,正因为身体和年纪的关系,离开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前沿。

闲下来却感不安

尽管已经远离了上海,但陈金平似乎仍闲不下来。他告诉早报记者,最近他正在计划在山东枣庄谋个门卫保安的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干点什么存点钱。”

陈金平坚持工作并非没有理由,由于离开家乡外出务工时间较长,陈金平并没有参加当地的新农村医保,无奈成为了正规医保制度中的遗漏人群。

为此,陈金平不得不继续工作,为自己的未来作保险。

由于心疼电话费太贵,陈金平不愿意和早报记者谈论太多。陈金平最后告诉早报记者,和当初在上海做工比较,如今的他生活得很好。“子女都在身边,相互有照应,平时也能帮着他们看看孙子,都挺好的。”陈金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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